乐竞体育正被公安机关追逃的黄兆川或许不能称为温州商人的典型代表，但他的沉浮轨迹为这个富有的群体敲响了警钟：一个商人可以不识字，可以不做道德楷模，但不可践踏法律底线。
“黄兆川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了。”这个消息在9月份从温州传出之后，黄兆川随即在这个资本之城销声匿迹。不过，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的商人在离开家乡、离开温州的那一刻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
从事业有成的亿万富豪、平阳县人大代表到被警方追逃，黄兆川这样的人生剧变在媒体的语境里或许能成为非同寻常的商界故事，但在黄兆川的故乡温州平阳县水头镇凤卧湾村的很多村民看来，这只是黄兆川的一个必然结局。“没想到的是这个结局会来得这么晚。”黄兆川儿时的一位伙伴说。
“黄兆川是我们平阳县的大老板，在藏龙卧虎的温州商人圈中也是大名鼎鼎，在政府里有很好的人脉关系。”曾经与黄兆川有过合作的陈老板善意提醒《法人》记者，想要在水头镇了解黄兆川的沉浮轨迹几乎不可能，村民们不敢说出真相，而政府部门的一些人则是不愿说出真相。
陈老板的提醒在当天晚上就得到了印证。凤卧湾村一位村民白天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说：“黄兆川是大老板，还是县人大代表，修桥铺路做好事，每年都会为县里、镇里的慈善事业捐款。”同是这位村民，却在深夜跑到记者的住地，控诉黄兆川的种种劣行：黄兆川强行占地，低价拿地，盖房子出租，建化工厂牟利，污染环境。敢有不从的村民就会遭到报复殴打，连地方政府都要看他的脸色。“白天不敢讲，怕被人听了去遭报复，现在到了没人的地方我才敢说，记者同志，你听说过拿过枪、杀过人、设赌局、卖毒品的人还能做党员做人大代表的吗？”
与很多温州老板的人生轨迹相似，1974年在水头镇土生土长的黄兆川没有上完小学就开始学着经商，混迹社会了。“但他聪明，胆子大，敢冒险。”一位熟悉黄兆川的人士透露，黄兆川最初靠皮革制品起家，但真正让他登上财富巅峰的是矿业投资。
公开材料显示，黄兆川掌控的贵州天健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08年注册成立，注册资金2.57亿元。主营煤炭生产、洗选、销售业务，公司下辖19对矿井，设计能力539万吨/年，下设四家子公司。公司年生产原煤规模达500万吨，技改后生产原煤规模1000万吨，资产30多亿，年营业收入可达20多亿元。
这显然不是黄兆川的桶金。“2004年，一千多万元购下了山西的一处煤矿，只用一年就收回了成本，自此挖到了人生的桶金。”按照黄兆川在接受一家媒体专访时的说法，一本万利的煤矿行业让其尝到了甜头，2005年山西煤矿开始整合，投资的个煤矿被政府收回后，2006年黄兆川又在山西投资3个多亿购买了三处煤矿，自此他的煤矿生意也越做越大。
不过，温州工商联的一位知情人士对黄兆川的自我吹嘘嗤之以鼻：“要说黄兆川通过在山西、在贵州开矿赚了多少个亿，我根本不相信。有了这么多钱，他还要在水头镇、在凤卧湾村毁地、占地、污染环境，引得民怨沸腾，犯得着吗？”
平阳县水头镇作为久负盛名的“皮革之都”，全球每7条皮带中就有一条产自这里，里革产量占市场份额60%以上，皮带产量占市场份额60%以上。可以说，水头镇的每一个富人的发迹史都与皮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黄兆川也不例外。在水头镇本地，黄兆川也拥有多家企业，其中包括佰特房地产开发公司，佰特皮件公司和佰特户外活动有限公司等等。
“黄兆川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有了钱之后，善于拿钱去钻营，作秀，在官场拉关系，找靠山。”上述知情人士透露，黄兆川近几年在当地的确有过几笔慈善捐款，还捐钱建桥修路，甚至捐款150万元支持“爱警基金”。
通过查询，《法人》记者发现在平阳县慈善总会公布的“2012年慈善捐款光荣榜”上，黄兆川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并在2011年被选定为平阳县十五届人大代表。
“黄兆川捐款搞慈善，捐款支持爱警基金，就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获得保护。”在凤卧湾村的一些村民看来，黄兆川的这些所谓善举并不能把黄兆川给当地带来的伤害一笔勾销。在水头镇和凤卧湾村采访期间，一些当地人士便向记者反映了黄兆川及其团伙所做的多项违法行为，其中包括涉黑、斗殴、开设赌局、暴力圈地、开办重污染化工厂，更为夸张的是，还有黄兆川私藏和买卖毒品这样的传言。
《法人》记者通过公安机关了解到，黄兆川于2012年9月被公安机关正式网上追逃，其罪涉2004年酒后与人斗殴，致人伤残，涉嫌故意伤害。这其中不乏蹊跷，2004年的犯罪行为为何时隔8年后才正式立案追逃？“不要说2004年的小案子，黄兆川在当地违法乱纪的事没少干，但是他和当地政府一些官员和公安机关的关系一直非常好，一般涉及到黄的事，最后都不了了之。”平阳县一位政府人士如是解释其中奥妙。
另有平阳政府官员在被记者问起黄兆川其人时，亦暧昧表示：“生意做大了，难免会有些人来投奔，收些马仔之类的情况也是有的，有些时候赌博、斗殴之类的事情也难避免。”
这些官场辞令在凤卧湾村民口里则变得更为直接：“你去问问，凤卧湾村哪件斗殴的事情跟黄兆川的团伙没关系？在本地他还收敛些，毕竟本乡本土，在杭州、温州、贵州等地，他开设的赌场、设的赌局动不动就几千万输赢。”
按照凤卧湾村一些村民的说法，黄兆川在当地的“民愤”恐怕就是“暴力”了。据村民反映，黄兆川及其掌控的企业现已占用的土地大部分都没有审批手续，有些地块在规划图纸上甚至还是基本农田，当初都是黄兆川从村民手里以极低的价格强行收走的，那些不愿让地的村民常常会遭到殴打。
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浙南红色训练营”地块的征收过程。据调查，浙南红色训练营项目是根据《温州市浙南抗日根据地旧址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详细规划》选址凤卧湾村的，2008年8月，就在平阳举行了投资签字仪式，意向投资2300多万元项目主要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意识教育、企业员工团队培训、户外拓展运动、线年建成对外营业。具体负责操作这个项目的老板就是黄兆川。
“当时县里说这个项目的投资建设，可以进一步整合平阳县红色旅游资源，黄兆川凭着跟县领导的关系拿到了这个项目，我们不反对，但县里只批了12亩地，可是黄兆川却打着红色项目的幌子，硬是圈占了四五十亩耕地和良田。”一位村民告诉《法人》记者，当时好几户村民因为反对黄兆川圈地，有多人被打伤。
根据村民的指引，《法人》记者来到了位于凤卧湾村上半片的刘英大桥，隔着大桥能清楚的看到桥头附近位置有一大片被铁栅栏围起的绿地，草坪上种着稀稀疏疏的树木，目测面积大约有三四十亩。
“土地圈占4年了，现在连红色训练营的影子都没有。黄兆川搞项目是假，圈地是真，等过几年这些耕地良田变成荒山之后，黄兆川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在这些荒山上搞开发了。”水头镇一位知情人士说，“这个地块是水头镇政府出面征收的，黄兆川出钱出人，现在项目泡汤了，田地也荒了好几年了，但政府却没人出来说话，你叫那些被迫失地的村民如何不愤怒？”
对于该地块的用途，水头镇镇政府的有关人士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是用作建设红色旅游项目，但具体的面积和手续因时间比较久，现已无法找到。
《法人》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凤卧湾村，集体土地被买卖早已经不是新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据村民不完全统计，有几百亩集体土地被村干部卖掉，其中包括林地、溪滩地甚至基本农田。买主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被卖出的土地大多用于建厂房。
在集体土地买卖过程中，村干部惯用的手段是以骗取村民签名的形式，以极低的价格回收土地，一平米几十元，高的也只有一百元，再以高价出让，这其中也包括像黄兆川等人一样直接从村民手里收地的情况。
以黄兆川化工厂所占地块为例，该厂区所占土地为村民耕种的稻田。一位村民告诉《法人》记者，他家在这个地块原来承包了一亩多地，黄兆川等人为了得到这个地块，组织了一大帮黑道人物，对那些不愿交出土地的村民进行威胁恐吓，手段极端原始、暴力。“土地批文手续之类的东西根本不用提，一亩地不到100元，交还是不交？不交的后果便是遭到无止境的恐吓甚至殴打，直到交地为止，谁受得了自己家门前每天都站着几个持械的人？”这位村民回忆起这段往事，至今仍心有余悸。
凤卧湾村一位现任村干部在接受《法人》记者电话采访中所做的辩解恰恰证实了村民反映的情况：“如果因为土地问题而要停产的话，那水头镇就不要发展了，镇里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没有土地手续。”而水头镇镇政府对于这一问题的说法则是：“都是历史遗留问题。”
“必须分清楚的是，黄兆川所占的土地有一部分为基本农田，这是享受级别保护的一类土地，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基本农田征用超过一定面积需报批国务院，毁坏基本农田甚至要受到刑事惩罚，而不是简单罚款了事。”温州大学一位法学教授向《法人》记者表示。
《法人》记者从平阳县国土资源局了解到，目前，该局针对水头镇违法圈地情况已经下达了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违法占地的多家企业进行了处罚。
该局法制科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被处罚的多家企业在法定限期内仍不按处罚决定书执行，目前已经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据调查，上述并非黄兆川等人圈地的全部，譬如在河湾边上的一处高楼，据附近村民指认，便是黄兆川修建的一个私人会所，在河湾桥头的一个石碑上，还镌刻着修建河堤的捐款明细，其中黄兆川捐款58万多元，数额。“捐款的目的就是为了拿这块地，仅他一人少说在村里也占了上百亩的土地和良田，这些都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上述当地人士如此表示。
“除了暴力圈地，黄兆川一伙人还把整个村子搞得臭气熏天，污染太严重了。”根据村民的检举线索，《法人》记者找到了村民举报的污染化工厂所在地。
凤卧湾村地形独特，沿河直上呈长条状，河的一面为山地和农田，另一面为村民居住地。所谓化工厂区域面积几十亩左右，周围有多处居民住所，距离河岸只有一条水泥路的距离，工厂大门紧锁，门前没有悬挂任何可供识别的门牌，走近大门可以听见仍有机器运转的声音。
附近一位村民告诉《法人》记者，该化工厂主要为皮革制品的加工配套，之前白天不生产，一到晚上就浓烟滚滚，相隔很远都能闻到臭味，化工厂运转排出的废水和废渣就直接排到河里或埋进地下，原本附近的村民都喝地下水，有一段时间打出来的水都有浓烈的异味，甚至听说有村民因此患病。此外，他还告诉记者，这家化工厂是个“三无”企业，“无牌照，无手续，无审查”，由于村民的举报，目前该化工厂已经关停，但不知道何时会再开始生产。
对此，《法人》记者前往平阳县环保局进行求证，该局法制科和执法监察大队的负责人证实，该化工厂确实存在严重污染。
发稿前，《法人》记者从平阳县有关部门获悉，经平阳县人大代表委员会讨论，黄兆川的人大代表资格已于2012年9月被罢免。
在温州平阳采访过程中，有多个细节让《法人》记者感慨良多，无论是一些政府官员，还是当地村民，提起黄兆川这个名字，他们大多讳莫如深，一旦说起，他们或是环顾四周，或是悄声细语，严重者便如前文所述的村民白日里对黄兆川竖大拇指，到夜晚却将黄兆川当魔鬼诅咒。
《法人》记者曾问起一个村民，为何不把违法占地和污染的问题如实向有关部门举报？得到的答案同样让人错愕：“想举报就要去北京，平阳县范围内可以说他一手遮天，举报不但不起作用，反过来还会被他知道，遭其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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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又回到了一个老掉牙的话题上，当缺失底线的商人的金钱积累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必然会在政府内寻求权力的庇护，而这种庇护注定会演变成，从而成为侵蚀社会的毒瘤。
纵观黄兆川其人的发迹亿万资讯，其冒险和创业精神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与大多数温州商人不谋而合：以实业起家，投资矿业或地产等高回报产业，衣锦还乡回报故里，重视身份地位等等。但底线必须坚守，那就是法律底线，这是一个商人的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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